在新的經濟發展連續性下，中華民族經濟發展的增速放緩，被經濟發展快速增長所掩蓋的收入分配各方面的對立將日益突出。因此，社會公平成為社會各界所珍視的難題，而稅收作為調節社會公平最重要的方式，更注重其在調節收入分配各方面的責任。
長期以來，中華民族一直
以營業稅為主要增值稅的間接稅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較低，而
和
這兩種個人所得稅在國家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較高，被認為是稅收調控收入分配基本功能缺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提高所得稅比例，降低間接稅比例。然而，這與世界各國稅收向增值稅轉移的總體趨勢不一致。筆者運用投入產出法研究了2002-2010年增值稅和營業稅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研究發現，今年我國增值稅和營業稅呈遞減趨勢，加劇了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然而，從2002年到2010年，惡化程度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從長期來看，有進一步降低的趨勢。這為研究新的經濟發展連續性下我國增值稅和營業稅收入再分配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需要明確的是，對于今年的收入，2010年中國的增值稅和營業稅是遞減的。增值稅提高城鎮居民生育率0.398%，營業稅提高城鎮居民生育率0.061%，增值稅和營業稅合計提高城鎮居民生育率0.464%，惡化了今年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狀況。
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今年增值稅和營業稅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惡化效應正在逐漸減弱。增值稅和營業稅之間的收入再分配主要取決于四個環境因素，即“居民總消費支出中包含的稅收占居民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居民總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消費結構差異和不同產品的有效稅收差異”以及“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消費傾向最大化的差異”。
其中，“居民總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和“不同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的最大化和個人避稅的差異”是國家引導的兩個基準，起著輕松而必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消費傾向最大化遞減規律的存在，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持續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總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將進一步下降。因此，今年我國增值稅和營業稅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惡化效應將進一步減弱。
“居民消費支出總額中的含稅金額占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的比例”和“不同收入群體消費結構差異和不同產品有效稅收差異”是居民消費結構差異和有效稅收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降低居民總消費比重較高的產品稅收，可以降低“居民總消費支出含稅額占居民總消費支出比重”的價值，降低貧困人口比重較高但消費支出比重較小的產品稅收。原則上，這些政策可以緩解今年增值稅和營業稅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日益惡化的影響。
據測算，2002年、2005年、2007年和2010年，“不同收入群體消費結構的差異和不同產品有效稅收收入的差異”使得增值稅和營業稅對城鎮居民平均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的回歸性分別降低了51.49%、55.99%、50.78%和59.50%。并且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居民的貧困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消費傾向下降最大化的規律下，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將進一步降低。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增值稅和營業稅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惡化效應將進一步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