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司法部副部長樓繼偉表示，要推進稅率改革，完善消費稅制度，改變政府機構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建立權責一致、支出法定責任的制度。司法部的研究人員透露，營改增、消費稅和資源稅的改革有望再次進行，消費稅將成為地方一線稅種。剛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關于信息稅試點的意見》，提出到2016年一系列稅收試點基本完成重點項目管理和專項任務，到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然而，如何改革消費稅一直受到輿論和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樓繼偉)
采訪客人
青島李煒光
財經新聞
講師，大學金融自然科學主任
朱天津
財經新聞
大學公共經濟發展和商學院講師
公共政策天河網絡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創始人龔成宇
如果征收“零售稅”，整個稅制將不得不改變
記者:中華民族現行的消費稅是1994年稅制改革中設立的稅種。目標是引導消費者走向產品結構，保證國家征收的稅收。消費稅大部分支付給原材料、制造、出口三個項目，對商家征稅。一些專家建議，消費稅的一部分應該從制造項目轉移到零售項目，由地方政府征收，以鼓勵地方政府做好消費市場的公共服務。國外大多實行“消費稅”。和國外一樣嗎？
朱:許多國家都征收消費稅。比如像加拿大，州政府沒有形象
稅率
那種一般的消費稅，但是每個州都有營業稅，是消費稅的一種。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不同。這是地方稅。與加拿大不同，澳大利亞州政府有一種叫做商品及服務稅的一般消費稅，即運費和勞務稅，本質上是
稅率
稅收收入極低，合理避稅只有5%；每個省都有PST，也就是省營業稅。澳洲還在推行HST，也就是合并營業稅，也就是把聯邦政府的GST和省里的PST合并成一個稅種。合并后，聯邦政府的GST稅基將成為省級營業稅的稅基，由不同稅種劃分。比如州政府是5%稅，安大略可以征收7%，二加是12%，這就是分稅制。這個辦法不錯，還是可以用人為因素搞個地方稅。
記者:如果你明白這一點，外國和外國”
消費稅
“不是基本概念嗎？
朱:看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消費稅
是一般的消費稅，而我國的消費稅是特殊的消費稅。有一種觀點認為，消費稅應該改為地方稅，也就是改為零售稅，也就是對零售節目征稅，因為如果只生產和征收，可能有些地方沒有稅，而零售到處都有。加拿大每個州都是零售稅。消費稅如果轉為零售稅，會涉及銷售政府和制造政府之間的個人利益分配。在制造地，只能付款。按照中國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至今的財政支出再分配規則，地方政府雖然拿不到消費稅，但可以拿25%的稅率，城市維護建設工程稅等地方來收費，所以會有高科技的原因。但是如果消費稅變成了零售稅，還是會有這個質量，可能是個難題。如何合理避稅會引起地方政府行為的改變，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什么樣的負面影響，很難只評估風險。
李煒光:只是今天提到的零售稅不再是以前消費稅的基本概念了。
龔成宇:如果開征“零售稅”，整個稅制就得改變。
改變“零售稅”，劃分有關機關和地方的權責
記者:這意味著國外大部分國家都采用“零售稅”，這是一種全新的外國稅收。肯定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怎么操作清楚？
李煒光:為了合理避稅，有必要參考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做法。東部周邊地區繳納的一些稅應該留在那里。
朱:還有一個必要，就是通過機構向地方政府轉移支付。
龔成宇:說到轉移支付，只是地方轉移支付的序數從六八十年代分稅制以來就沒變過。據了解，東部序數很低，轉移支付不是以人口為基礎，而是以序數為基礎，這是個難題。
記者:到目前為止，在中華民族的消費稅征收中，政府機構和地方政府是什么關系？
李煒光:中華民族的大企業基本上都集中在西部，但他們的產品不僅銷往西部，還出口到全省各地。但是我們的稅制是流轉稅，流轉稅實行的是共享稅，政府占了很大一部分。這樣一來，東方不會受益，會花錢買西方的產品，但是西方會受益，而東方只會付出。
朱::是的，比如說，一個東方人來天津買的。好像是給天津交的稅，天津政府拿了很多錢，負擔畢竟是外國人承擔的。這是個問題，因為當地人享受不到天津政府提供的公用事業。
記者:也就是說很容易導致繳費不等于公用事業費的問題？
李煒光:但基本上，公用事業應該是平均分布的，全省分為東西部的城市和村莊。后面的國際標準可以低一些，但這個好像是設立的，因為政府在分配財力的時候，要合理避稅，適當做這些事情。
說金融體系簡單，只是分享金錢的問題。有必要在新憲法和立法中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基本公用事業。但是今天的立法比較模糊，新憲法比較抽象，其他立法沒有明確規定各級政府必須做什么，所以次要問題往往成為主要問題。今天討論金融體系，是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如何制定和改變一些政策只是很具體的。自然資源應該圍繞其公共責任來轉動，所以在這個難題上找出邏輯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必須有增加或減少稅收的規則
記者:香港人珍惜的問題，或許更好的問題是，消費稅征收方案向后移后，稅率是否會慢慢提高？
李煒光:當然。有時候政治宣傳的現象不一定和其具體的減稅視覺效果一樣，在某些方面應該有非常獨到的解釋，讓納稅人覺得稅率明顯偏輕。總的來說，他們是在呼吁減稅，但是說到減稅什么，怎么減稅，討論就停了。然而，減稅應該結合收入和消費者來考慮。
朱:稅制改革要保持總體稅率平衡，最合理的避稅差額要略減，因為不減很難推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減稅誰受益，因為不同人的個人利益不同。
龔成宇:減稅的問題是按18個稅目來算的，但是不高，就是20%是稅。只是費用，比如土地增值，醫療保險，社保，罰沒收入。這些票價很多。
記者:到目前為止，可能我還沒有聽說在加稅的同時應該減什么稅。
朱:稅收規則的意義是很明確的。即使有很多困難，也有很多立法和法律。但是收費的學術性差，地方政府往往發了文件就開始收費。因此，仍有人呼吁制定“行政票價法”。
記者:增稅或減稅需要國際標準嗎？
李煒光:公開透明的出版和維護公平是我們的目標。但很多本該有規則的地方，多年來都沒有合理的避稅規則。有些規則是惡的規則，被票價支付的人被排除在規則制定步驟之外。即使它們被透明地公布，沒有這種參與功能，它們也不能進入規則制定步驟。所以有規則就一定有規則，要公開透明的公布。然而，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和法治。應確立公共選擇的功能。小區內所有人都知道怎么交車費，誰受益，無權質疑和參與。
記者:針對消費稅，如何看待這種“稅收優先發展”？
李煒光:也許下一次改革的關鍵項目將是金融體系的語法。這不僅僅是為地方財政尋找新的整體稅種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綜合考慮的系統語法。解決任何問題的不能是技術人員，更多的是為了未來。
記者:稅制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朱:稅制改革要從陽臺上考慮，要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稅制改革不能只講目的，要有方向、有原則、有標志、有日期，通過大改革來推動和實現。
龔承宇:只是避稅不合理。有錢才有政治。經濟決定外殼。首先，政府必須保證“小政府，大社會”，現在的“權責與財權相關”，今天的“權責與支出法律責任”是一種改變，但地方政府要管好用好全口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