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我國實施了“增值稅改增”政策，不僅實現了增值稅的全覆蓋和抵扣，而且實現了從生產型增值稅到經濟型增值稅，從對國外GDP征稅到只對GDP中的消費者征稅的完全進步。如果用公式，增值稅的計稅基礎是GDP-I-G-SP=C，這里我選擇融資，G選擇中央政府支出，SP選擇凈出口。從生產型增值稅向經濟型增值稅的轉變，也意味著增值稅的稅負從制造型企業向客戶整體轉變。
上述變化給我們對企業稅負和稅制改革的道德認知帶來了以下重要啟示:
第一，這意味著“死亡稅率”有點夸張。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很簡單的比較。聯邦政府對企業所得稅設定的稅率為35%，加拿大大多數中央政府設定的平均稅率為4%，因此加拿大企業所得稅整體稅率約為39%；同時，加拿大沒有增值稅。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經濟開發區企業稅率為15%；雖然全國增值稅阜陽財稅網最低稅率為17%，但增值稅的稅負不是由企業承擔，而是由客戶承擔。
而且，無論是玻璃窗大王曹女士，還是在實地考察100多位實業家的基礎上提出“死亡稅率”的相關研究人員，都認為中國企業稅負高的主要因素在于增值稅的征收。綜上，筆者認為“死亡稅率”的說法可能有點夸張。
第二，因為增值稅是中國阜陽的一項重要的凈值稅，所以個人所得稅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相對較差。增值稅是對外銷售稅這一事實，意味著中國的稅制整體上是累退的。因此，為了促進社會公平，筆者認為，在今年實施“營改增”的基礎上，我國下一步稅制改革應統籌增值稅和個稅，提高稅制的累進高度。
一方面要進一步改革增值稅，簡化增值稅稅率，減輕增值稅整體稅負，從而減少部分原增值稅
稅務負擔
向改革后的個人所得稅轉移，讓改革后的個人所得稅承擔提高稅制累進高度的基本職能。
另一方面，要改革個稅，實行全面的所得稅制度，就必須提高整體稅收
稅務負擔
自然科學設計個稅稅基和稅率表，以發揮個稅調節收入再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戰斗能力。
似乎這兩個方面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互不屬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