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分析當前經濟金融形勢。會議強調，做好當前金融工作，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遵循既定方針，抓住關鍵問題推進工作。
此次會議要求在宏觀大局的變化中把握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充分考慮經濟金融形勢和外部環境的新變化，做好預調微調，但也要把握好力度。
自年初以來，國內外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中美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國內金融市場，改變了宏觀環境的穩定性。為了應對新變化，需要對既定的一些政策進行預調微調，以穩定市場情緒與預期，緩沖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但是，就像此次會議提到的，預調微調要把握好度，保持戰略定力。
當前，在結構性去杠桿的大背景下，如果貿然放水刺激經濟，會加大市場的悲觀情緒，因為大幅放水會給市場一種“危機降臨”的暗示，同時，就長期而言，放水會產生更加惡劣的后果。
除了保持戰略定力，不能過于慌張過度反應之外，最重要的是，面對一個不確定性的環境，為了維持宏觀穩定性，必須在制定政策時強調協調性與系統性。如果不加以協調，一些從局部看是正確的決策，由于結構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引起系統的不穩定性，甚至會強化結構失衡，制造新的風險。
尤其要考慮的是，我們是一個轉型經濟體，有很強的結構性挑戰，又遇到一些周期性問題，同時面臨外部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主要的挑戰是內部的，是結構性的，外部的不確定性會帶來一些有限的沖擊，但主要是影響預期，從而讓國內結構性問題更復雜，局勢更敏感。這要求在宏觀層面制定系統性的方案，在微觀層面要更加細致與精準，做到宏觀與微觀的協調一致，避免政策失誤為市場雪上加霜。
德國在1980年代與日本一起貨幣升值，但避免了日本式泡沫經濟風險；后來又躲過了美國次貸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德國總是成為“例外”，值得我們學習。德國政策制定與改革方案的特點首先是穩健與謹慎，其次是注重系統性、協調性以及前瞻性。
比如，讓德國躲過10年前次貸危機沖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20年前德國時任總理施羅德制定的“2010年議程”，改革計劃幾乎涵蓋了社會經濟各個方面。在降低稅率、勞動力市場和福利制度等方面進行了系統性改革，增強了德國經濟的競爭力，審慎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讓德國避免了“泡沫”。在德國人看來，通過赤字財政刺激需求只會導致未來新的不平衡不穩定。
中國改革需要一個系統性的方案，現在盡管有了新的發展理念與發展目標，但經濟政策主要是適應性的。現在，外部的不確定性是短期的變化，需要著力解決的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是為了解決結構性問題，微調預調則是應對短期變化。
此次會議也提出，“加大政策支持和部門協調，特別要加強金融部門與財政、發展改革部門的協調配合，加大政策精準支持力度，更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從最近國常會回應社保征管、創投稅負等社會關切的問題看，政策協調性正在加強。應該進一步為企業有效減負，消除減負同時企業負擔更重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強化政府信用。
協調性可以處理短期問題，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頂層設計的系統性。目前，中國有了新的發展理念，同時制定了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而且正在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
具體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一系列的改革目標。因此，在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之下，要增強短期政策的協調性，更要完善改革的系統性與可執行性。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